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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由贸易网2026年6月12日电（记者 王群）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商业版图有几个非常深刻的现象。一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可口可乐、麦当劳、星巴克、耐克、苹果、特斯拉等美企席卷全球；二是日本的丰田、索尼、迅销等日企在海外市场攻城掠地。三是当今中国的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字节跳动 (TikTok)、拼多多(Temu) 联想等中企，正在掀起新的一轮全球化浪潮。看到此番景象，人们不免要问，中国企业如何出海参与全球化，也会像美日企业一样主宰全球化时代吗？
一、中美日企业发展动力各有不同
人们看到，虽然时代不同，但中企与美日企业在全球化的内驱动力上大有相同之处。中美日都有相同的国内市场，内需市场使企业成长壮大之后向海外拓展。中美日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也都输出供应链，包括品牌、技术、管理及生产等。同时，利用海外廉价的劳动力和期望降低关税都是共同的目标。而且中美日三国企业出海都依靠自身强大的产业优势。美国靠的是企业标准化的管理制度及科技与文化实力。日本企业则凭借精益生产和精细化。而中国企业依托国内强大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和性价比高的产品优势，受到全球消费者的青睐。
简单归纳三国企业在全球化方面各有特色。一是美国企业技术引领、高附加值聚焦。凭借全球领先的研发创新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构筑了技术护城河。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以“独资模式”为主，注重在全球市场中维持垄断优势和核心技术控制，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将本国趋于成熟的产业向外转移。比如戴尔公司开创的设计与制造分离模式，以及后来苹果等公司的实践，深刻塑造了美国企业的全球化路径——专注高附加值环节，将生产外包到低成本地区。
二是日本企业是精益制造、全链属地化。日本企业的全球化驱动力来自内外双重约束。内部看，日本国内市场狭小，产业高度依赖海外需求；外部看，长期面临贸易摩擦、关税壁垒和汇率波动等压力。不同于美国依赖规模摊薄成本，日本企业凭借精益制造和成本控制打造盈利护城河。日本企业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全球化路径——在海外推进全产业链属地化布局，从贸易起步，依托金融资本配合产业资本进行长期投资布局，最终实现产业链的深度嵌入和本土化运营。比如日本综合商社模式为大中小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产商融一体化”支持，形成了“抱团出海”的特点。
三是中国企业是制造优势驱动、模式创新并行。 今天，比亚迪、宁德时代、字节跳动（TikTok）、拼多多（Temu）等中企正掀起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国企业出海的内驱力与美日有相似之处，即国内市场饱和后向外拓展，但中国依托母国强大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得以提供极具性价比的产品。中国的内需市场远大于日本，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所反哺的国内品牌价值，可能更为重大。
此外，美国企业在未来信息与未来健康产业表现突出，日本与美国构成全球企业创新的第一梯队，中国则紧跟其后；在价格竞争力、生产能力和政府支援方面，中国占据独特优势。
总的来看，三国企业发展动力的核心差异在于：美国侧重技术与资本输出，以“独资”和“外包”维持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日本侧重全链条属地化与精益制造，以“抱团”和“深耕”实现产业出海；中国则依托国内完整的制造生态和市场规模，兼具成本优势和技术追赶，正在探索结合自身特点的全球化路径。
二、企业全球化对本国的利弊
经过半个世纪的全球化发展，人们看到，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对本国都各有利弊。企业全球化仍是一把“双刃剑”，对本国的经济与社会既有显著利好，也不乏深层次冲击。全球化对本国的利弊并非单向度的取舍，而是取决于企业的战略取向和本国的产业政策平衡能力。
在利好层面，美企通过长期主导研发、设计、品牌、知识产权等高增值环节，将制造等低增值环节外包，在全球范围内赚取丰厚利润，这些收益为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提供了巨大优势。日企通过全球化走出了本国红海市场，在海外觅得良好投资渠道，并将庞大的海外收益回流，支撑着本国的总部经济。对中国而言，中企出海的潜在利好可能与日企更为相似，此外，中国企业出海也带动了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企业加速出海虽然拖累了本土制造业投资，但同时也促进了相关零部件和设备的出口。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年均为当地解决超200万个就业岗位，展现出中国企业对全球的积极贡献，这种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反哺了本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
在弊端层面，企业全球化难免对母国经济与社会造成冲击。美国的“铁锈地带”与贫富差距扩大、日本在“消失的三十年”中的产业空洞化，均与全球化有一定关联。就中国而言，当企业产线外移，留在本土的工人和配套产业如何安排？产业升级带来的新兴职业能否及时填补国内就业需求的缺口？这些都是在出海进程中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具体来看，企业加速出海对本土制造业投资的拖累效应，在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装备制造行业中表现尤为突出，核心源于产能转移引发的本土扩产意愿下降与资源重新配置。2024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意愿被极大程度“前置”，这可能加剧短期内的国内投资收缩压力。不过，日本进出口业的萎缩更多是由于《广场协定》及日元暴涨、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等因素所致。这提醒人们，产业空心化等负面影响并不全然由全球化造成，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往往才是更关键的推手。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全球化对本国的利弊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企业出海所处的阶段、本国产业升级的节奏、宏观政策的适配程度等。日本的经验表明，从贸易立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逐步转变为内需和对外投资双轮驱动的模式，是企业全球化从成长转向成熟的关键验证。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整体仍处于从“成长”向“成熟”过渡的阶段，评估利弊需要放在更长的周期框架中审视。
三、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人们看到，今天中国企业所取得的成绩和出海拓展，是中国国力上升的必然结果。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机遇更有严峻的挑战。
（一）在机遇方面
第一，全球化市场拓展空间广阔，新兴市场潜力巨大。 当前，出海已成为中国企业开辟增量市场、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选择。七成受访企业已实际开展海外业务。东南亚以市场容量、人口红利与互联网普及率“三重吸引力”成为中企出海的核心支点；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南美国家也因经营成本与产业链协同效应成为热门区域。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产业链互补、发展需求对接上深度契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拉动中企对外投资增长的关键引擎。2025年1-11月，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55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中企在通往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进程中，在品牌、技术标准等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强大企业进行激烈竞争并力争取胜。中企的出海参与全球化还有潜力空间，因为，今天的全球南方市场规模也在增大，无形中也为中国企业提供增长空间。
第二，产业实力支撑，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数字经济、高端装备等领域已形成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和技术积累，为中企出海提供了体系化产业支撑。中国企业正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代工角色，跃升为“微笑曲线”两端的规则制定者与价值引领者，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技术出海”的进阶正在加速推进。2026年是中企从“规模化出海”向“高质量全球化”转型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已率先完成战略升级，从“在中国为全球”的传统模式转向“生而全球”的原生全球化布局，核心诉求从“走出去”转向“扎下根”。这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
第三，供应链重构创造布局红利。 全球供应链正呈现“区域内变短、跨区域变长”的结构性分化特征，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重新布局的战略机遇窗口。在电动车等新兴领域，中企凭借创新主导权，正在推动自身从全球产业链的被动参与者跃升为规则制定者与布局引领者。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的不仅是产能转移的机会，更是价值链重组的战略契机。
（二）在挑战方面
第一，合规与风险管理压力空前。 “合规与风险”和“组织与人才”被受访企业视为最具挑战的两大领域。68%的受访企业表示尚未建立海外业务风险管控机制或仅制定基础的应对方案；32%的受访企业对海外资金缺乏统一规划与管控；40%的受访企业依赖代理机构完成基础税务申报。企业海外运营的挑战已从单一的合法经营风险转向ESG（环境、社会、治理）多维度合规挑战。欧盟在ESG领域密集出台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以及数据领域的GDPR等，将企业过往的自愿性披露与自律性倡议转变为具有域外管辖效力的法定义务，构成了复杂的国际监管环境。目前全球不但讲求效率，也讲更广泛的国家安全。今天中国企业出海参与全球化，要面对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在全球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时代下，贸易摩擦不减凡增，包括传统的关税与配额壁垒，供应链审查、数据安全合规，以及技术转让限制等。
第二，地缘政治与贸易壁垒不断升级。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一些国家更加强调“保护本国”的经贸政策，全球贸易摩擦升级，也促使关键产业回流本土。截至2024年底，全球有46个国家设立了专门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机制，较十年前翻了一倍多，审查范围从传统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拓展到半导体、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美国不仅延续对华高关税政策，还多轮升级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将越来越多的先进计算芯片、AI技术和企业纳入“实体清单”。中美前沿技术脱钩已成为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核心变量。出海企业还面临原材料价格波动、供应链区域化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
第三，组织与人才建设不足。 中企出海中面临三大普遍问题——出海跨境供应链冗长、全球品质标准不统一、跨文化员工培训困难。尤其在人才方面，企业最关注国际税务法规（82%）、财务风险管理（66%）、国际财务报告准则（54%）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将国内运营逻辑直接照搬到海外市场，容易导致产品与当地需求错配。例如，部分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低估了欧洲消费者对汽车基础性能与实用性的重视程度，搭载过于繁杂的功能，导致产品与本地需求错配。企业急需全球化复合型人才，建立真正适配当地的运营体系和团队。
第四，地缘政治不确定与供应链重构深度交织。当前地缘格局向无序化演进，地区武装冲突长期化、资源国政策突变等问题直接冲击供应链稳定。各国原产地规则日趋复杂，成为市场准入关键门槛；海关稽查、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执法行动常态化。这些变数使得中企的全球供应链管理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企业急需专业化、集成化的服务支持体系，包括财税专业服务（64%）、目标市场最新政策解读（57%）及合规法务支持（48%）等。
（三）在应对方向
面对上述机遇与挑战，中国企业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从“机会驱动”转向“能力驱动”。2026年被视为中企从“规模化出海”向“高质量全球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企业亟需在三方面发力：一是构建全球统一的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将合规从辅助考量升级为生存底线；二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将科技与创新锻造为核心竞争力；三是深化全球本土化运营，通过创造就业、技术转移、履行社会责任等方式构建本地影响力，赢得战略性的认可与支持。
总之，中国企业的出海参与全球化，标志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出现新得变数和局面。过去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全球化的成功之道，在于兼容性和在地化。而面对出海挑战，中企在学习仿效成功经验的同时，也会积极创造在地化价值，以实现受欢迎的海外业务扩张。比如，构建互利共嬴的合作生态，为目标国创造更多就业和税收，并融合当地文化等。当前中国企业已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实践者，从全球化舞台的幕后走到前台。人们相信，一个由中企主演与其他部分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新时代将要来临。
（作者 为宏观分析师、自由撰稿人）
编审：张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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